近年来在我国的行政执法实践中,通过“钓鱼执法”、“陷阱取证”等手段获得的证据被大量运用,尤其是去年被舆论炒的沸沸扬扬的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的钓鱼执法案以及孙中界断指案的发生,使人们开始关注行政执法主体运用陷阱取证方式收集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证据这一行为,其法律依据是什么?其行为是正当的吗?其又符合我国法治国家行政主体依法执政的理念吗?发生在交通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也仅仅是社会中行政主体运用陷阱取证方式获得证据的冰山一角,行政主体的陷阱取证行为在其他部门如工商、卫生、监管部门中也大量存在,行政主体的这一行为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加之我国立法并没有对这一行为做出法律规定,而且通过分析可知行政主体在执法中的陷阱取证行为与行政法的依法行政原则和比例原则相冲突,违背正当程序原则和人格尊严原则,具有非正当性,理应受到法律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