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邓小平1978年的改革政策和随后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人口流动政策与城市的快速发展是同步的。从旧城改造的过程到新城的大规模规划建设,这些改变所影响的人口数量无疑是巨大的。随着城市增长边界(UGB)法规对潜在的新开发地块的限制,加上中产阶级人口不断扩大对新房产的需求增加,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都在继续为现有的城市区域土地指定拆迁和再开发用途。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走宏观和微观的道路开始研究城市社会空间。宏观视角研究主要采用整体数据来描述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与形态变迁,常用指标有城市人口的社会属性和空间属性等。其研究成果主要有汪毅、顾朝林、冯健等分别对南京、北京等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的分析。通过微观生活变迁和演化的社会轨迹来理解和诠释城市的社会空间的变化是另一个研究视角。这类研究往往更倾向于从国内棚户区、边缘社区、保障性社区和国外黑人聚居区群体和个人生活体验的微观因素,来对家庭或个体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然而,由于文化、政治和研究的局限性,往往很少在人的尺度上衡量其影响。本文以中部地区湖南省会城市长沙为例,尝试让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建立联系。宏观方面主要通过收集2007-2017年居住内城区搬迁的社会空间数据进行分析和梳理,再借助Arcgis和Depth map软件进行分析得到城市更新居住演变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以及社会特征。此外,在微观层面上,我们对三个安置领域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通过对居民的问卷调查,我们对拆迁过程对社会层面的影响有了详细的了解。以微观调研去验证和修补我们运用分析所得到的部分结论。初步结果分析表明,长沙内城区城市更新居住演变呈现独特的时间、空间和社会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对受搬迁影响的居民而言,虽然重新安置的住房质量有所改善,但这些社区往往位于城市的全局整合度程度较低的地区;其二,随着微型企业(私人店铺)重新出现,为居民重新提供社区服务,局部整合度基本保持不变;其三,由于改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所带来的路网全局整合度的普遍增加,与城市网络的连接程度的普遍提升,较好的维护了居民、市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延续。综上所述,市区重建会继续把低质量的城市建设移出市中心,以配合新发展的需要。然而,因为空间集聚和土地利用的变化,带来被搬迁居民的“边缘化”和“巨型化”是不可逆转的。城市规划者应保持对这些政策和市场需求在社会层面上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有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