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日记中保存了大量关于文人士大夫群体疾病体验与医疗经历的内容,疾病医疗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兴起和发展为解读和利用这部分史料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疾病认知与医疗活动与社会和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尽管史学界通常将清末民初视为变革的时代,社会中延续传统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日记显示许多文人士大夫对于疾病和医疗的认知仍然长期根植于中国医学知识体系。本土的医学知识在清代呈现流派众多的局面,医者群体日渐壮大,但是无论在知识还是制度上都缺乏规范和标准。入华的西医带来了解剖和生理知识,但在治疗方法上却没有展现出明显的优势。并且就全国而言,中医与西医的医疗资源都集中于发达地区,在地理和阶层上都分布不均。19世纪末的中国家庭面对着众多疾病的威胁,既有轻微的伤风感冒也有致命的天花、霍乱,其中既有中国旧有的流行病,也有国际交流带来的新疾病。病患与其家庭对这些疾病的理解即来源于医学知识,也受到民间文化的影响。他们会积极地寻求不同治疗手段：用养生策略防范疾病,调理起居饮食,购买服用中西成药或来自书籍和口头交流的经验良方,采取针灸推拿、禁咒祝由等方法,有时也寄希望于鬼神之力。一些接触西方文化的病家也会尝试外科手术等西医疗法。当病家决定求助于治疗者时,他们可能会聘请职业的中西医者,也可能邀请精通医术的亲友同僚等非专职医者,此外僧人、巫觋、剃头匠等身份的治疗者也不时在日记中被提及。在医疗过程中,病家往往希望看到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如果疗效不够明显,就会怀疑医者的技术,或者找其他医者同诊,或者另请高明。明清以来医学知识的普及化,使病家和医者的知识可能来自相同的书籍,而病家则可以依据自己的医学知识讯问或质疑医者的判断,而医学诊断治疗对病患感受的重视也成为病家控制或主导医疗过程的权力来源。不同身份、年龄和性别的病患,对医疗过程能施加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日记中对疾痛的叙述也反映了社会和文化意义,将疾病被视为惩罚的观念显示出道德教诲的意义,生活中的挫折与不幸既被视为疾病的起因,悲哀和愤懑的情感也通过对身体病痛的叙述得以抒发。同样通过疾痛叙事表述的还有日常生活受到的影响,以及对衰老、残疾的忧虑,求医问药与照顾病患是践行孝道与表达亲情的途径。在特定的情形下,疾痛的苦难能通过儒家思想转化为积极超越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