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促进粮食增产、农户增收和农业增效为目的的农地整治，通过土地权属调整和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的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撑。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大力推进农地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确保建成4亿亩、力争建成6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补充耕地2000万亩，改造中低等耕地2亿亩左右，同时使经整治的基本农田质量平均提高一个等级。近年来我国农地整治项目的实施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然而，其中仍然隐含着工程质量低、不符合实际需要和农户参与不足等问题。农地整治项目的成功离不开农户的支持和配合，同时，由于农户本身在空间分布和生计类型等方面存在异质性，这些农户在资源禀赋、公众参与能力、获得的参与机会、政策偏好、观念目标等方面可能存在不同，而对同一事件与政策的响应也可能产生差异，如何针对异质性农户参与农地整治项目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与难点，差别化的制定提升农户有效参与度的激励政策，从而充分满足异质性农户的利益诉求，保证农户参与的多元性、有效性，是当前农地整治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课题。因此，本文对不同样本区及不同类型农户有效参与的差异及成因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政府国土部门差别化的制定提升农户有效参与的激励政策提供思考。　　本文基于乡村地域（空间）分异理论、农户异质性理论、公众参与的有效决策理论以及人因系统理论，通过分位数回归和分位数分解模型，从不同工程模式区和不同类型农户的视角研究了农地整治中异质性农户有效参与的差异及成因，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　　(1)从研究区域的总体情况来看，湖北省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度普遍较低，而在不同样本区以及不同类型农户中，农户的有效参与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从总体样本来看，“极低”和“较低”的比例达到了9.6％和50.3％，整体参与效率偏低。在不同工程模式区农户有效参与的比较中，岗前平原模式区农户有效参与情况略高于丘陵工程模式区;在不同类型农户有效参与的比较中，低度兼业型农户的有效参与度最高，其次是纯农业型农户和高度兼业型农户，而非农业型农户的有效参与情况最不理想。　　(2)参与能力的增强、参与机会的增加、参与动力的提升对农地整治项目中农户的有效参与均有重要的影响。然而，具体影响不同工程模式区农户参与的因素却不尽相同。此外，即使是同一影响因素，其在不同分位点上对不同工程模式区农户有效参与度的贡献率也大小不一。在明确不同工程模式区农户有效参与的影响机理存在差异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农户有效参与度的反事实分布函数，深入研究不同样本区农户有效参与的差异及其成因。结果表明，由参与能力造成的特征差异对总差异的解释能力极强，是导致丘陵工程模式区与岗前平原模式区农户有效参与度差异的决定性因素，然而由参与机会和参与动力导致的系数差异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　　(3)农地整治项目中，不同类型农户有效参与的影响机理也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而言，除项目信息的公开程度对各类型农户有效参与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显著影响不同类型农户有效参与的因素不尽相同，同时，即使是同一影响因素，其在不同分位点上对不同类型农户参与的贡献率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同样运用分位数分解模型深入探究了不同类型农户有效参与的差异产生的原因，结果表明:由参与机会和参与动力造成的系数差异是导致纯农业型农户有效参与度低于兼业型农户的主要原因，与纯农业型农户相比，兼业型农户在外出务工过程中，开拓了视野，对农地整治的认识更为充分，能够发现更多的参与机会，得到更多的参与动力;在两类兼业型农户的比较中，由参与机会和参与动力造成的系数差异同样具备对总差异的强大解释能力，与低度兼业型农户相比，高度兼业型农户的生计来源已经主要依赖于非农产业收入，其对农地整治项目的关注程度不及仍主要依赖农业收入的低度兼业型农户，发现的参与机会和参与动力较少;而由参与能力造成的特征差异是导致非农业型农户有效参与度低于兼业型农户的主要原因，由于非农业型农户生计方式发生巨大转变，几乎已经不依赖农业收入，仅留有部分口粮田进行基础的农业经营活动，其在参与能力上低于仍具有一定农业经营规模的兼业型农户。　　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就如何提升项目实施过程中农户有效参与的问题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第一，针对湖北省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度偏低的问题，公共决策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户有效参与对农地整治项目的影响，切实增强农户的参与能力、丰富农户的参与机会、提升农户的参与动力。第二，结合不同工程模式区项目的实际开展情况，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关激励政策，以期改善农户有效参与。第三，推进项目建设时，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农户的利益诉求，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参与农地整治项目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与难点，差别化的制定农户有效参与度的激励政策，保证农户参与的多元性、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