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进步，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环境保护单靠政府和企业已不能满足现代环境管理的需要，因而公众日渐参与环境保护中，其结果是环境信息公开问题被单独提出来，因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前提就是环境信息的获取。但我国目前尚未针对环境信息公开进行专门立法，这对我国的环境保护来说，不失为一缺撼，为填补这一缺口应构建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最早是由1992年《里约宣言》原则10提出来的，这一制度起源于以下两个层面，一是由“知情权”进而延伸到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切入，另一个面向则是由“环境权”及环境知情权的角度进入。其后，不仅在国际法律文件中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作出了规定，而且在联合国欧洲委员会1998年《奥胡斯公约》、欧盟2003年《关于公众获取环境信息的指令》、英国2004年《环境信息法规》、美国“有毒物质排放清单”及印度尼西亚“工业污染控制、评价和评级计划”中对其进一步作出了规定。这些立法对我国的制度设计具有借鉴作用。 我国目前的环境信息立法历程以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下发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规定》为界分为启蒙和发展两个阶段。在2003年之前，国家对环境信息公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环境立法中对环境信息公开的规定只是依附于别的环境制度来规制；2003年之后进入了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阶段，环境信息公开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开始被单独立法，对公众环境信息权的保护成为了新一轮环境保护立法工作的重要内容。尽管如此，我国目前环境信息立法还有很多不足。首先是环境信息立法体系上的不足，其次是环境信息公开具体制度上的不足。 正是基于以上的立法现状及不足，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构建：(1)立法模式的选择，根据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实践和20多年的立法经验，应以国务院制定《环境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模式来规范环境信息公开制度。(2)环境信息公开立法应有四大原则，即权利原则、公开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和救济原则。(3)在具体制度上应有以下设计：关于“环境信息公开主体”方面，由于我国目前进行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是一项政府计划，具有行政上的约束力及强制执行的特点，故应将企业排除在信息公开的主体之外；对于“环境信息”的范围界定，应仿照外国立法例，包含环境现况、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及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三个方面，但并不主张具体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