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源于西方,在中国现代性也已经获得了自我理解,现代性与大学的关系的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大学的排名。大学排名何以可能,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之下大学的合理化使得大学具有了可排性。而大学何以追逐大学排名,它源于大学对现代性的迫切追求,大学排名从宏观上展示了大学的现代性问题。“盛世现代性”的社会是大学生存的环境,大学在现代性的侵染中变得日益合理化,大学成了现代性的一个很好的样本。现代性利用大学的制度作为载体来侵袭大学,所以我们只有通过大学内外的管理制度才能“捕捉”到大学的现代性,抓住大学学术不端背后的力量源。现代性之下大学的管理使得大学的学术职位演变为一个数量化的位置,这一位置利用符号产生力量,“公式化”的学术位置制造了强大的规训力量;学术创造变成规划性工程,个人时刻面临着非个人的巨型工程结构,个体的道德敏感性泯灭其中;激励与惩罚在现代性之下分界线模糊,对学术激励的过分使用使学术激励其演化成了学术惩罚;大学内学术在货币指挥下正不断地制造差异与竞争,学术货币化;学术考核则演变成一种短期行为。对学术不端的治理一般有两个方面,制度创造与道德自律。在制度创造方面我们发现,制度有自己的逻辑,它具有“治恶”的逻辑,制度“拉平”了善,而且制度天生是有缺陷的,制度会“自我增殖”,制度还会自作主张。所以大学制度化的后果就是,大学成了坚硬的组织,学者的学术生活成了制度化生活,大学学术制度变得没有德性,而人们还生活在对大学学术制度的迷信之中。那么学术不端治理中制度何为,大学已陷入制度逻辑之中难以自拔,对学术不端的治理要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也只有暂时求助于制度创新,而长远来看,我们应该寻求对大学的“制度卸载”,实现大学精神的回归。那么学术道德自律何以低效?学者的生活变成了制度生活,制度生活创造了大量“非道德”行为,社会出现了“灰色道德崇拜”,在这一社会状况下,人们追求的不是善也不是恶,而仅仅是中间的“灰色区域”,学术生活在制度下机械运转,道德自律低效。在货币等的激励之下,学术成为激励之下的条件反射行为,学术道德自律需要越来越坚强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