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在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中存在着双重轨迹。一方面，它作为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侵略下被迫打开门户的城市之一，最先受到西方城市观的影响，新式工业、对外贸易、商业金融、社会生活等事业按照近代化潮流，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另一方面，它由于受到战乱（如太平天国）的影响，1899年南京才正式成为开埠城市，加上长期受封建政治中心地位的影响，近代化的步伐比较迟缓。20世纪20年代以前，南京城市人口是处于一个萎缩的状态，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它的城市人口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全国各地的政治家、新闻教育工作者、艺人们都把南京作为新的事业发迹地，而城市事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很多外省市和南京附近的工人、流浪者、农村剩余劳力到南京寻求生存的机会。由于外来人口激增，并且以男性居多，必然会破坏南京人口结构的平衡。他们在为南京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造成了人口的大量过剩、住房紧张、生活水平低下、失业、失学、甚至扰乱社会秩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民国南京城市的家庭规模、结构及功能均发生了深刻变化。规模开始由传统社会中的大型向小型转变，以夫妻为核心的小家庭成为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同时以自由恋爱、夫妻平等、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现代新型婚姻结构在以南京为代表的民国城市中得到了基本确立。南京城市的家庭在经济、教育、宗教、娱乐等功能上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民国南京家庭生活变化的另一个体现就是妇女地位的提升，她们更多地主动接受教育，走出封闭的圈子，去寻求发展机遇，体现自身对社会的价值。传统家族制度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开始走向解体，但由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结构及其文化体系具有的强大凝聚力，传统家庭制度及其观念在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盘根错节，渗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使以南京为代表的民国城市家庭转型不彻底，传统家族势力仍在相当范围内存在，对社会的变革起着阻碍作用。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其物质生活与消费水平乃至全部日常生活的基础。民国南京市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他们的劳动所得。总体看，南京市民把收入中的大部分基本用在了吃穿住三大方面。他们会因收入的差距而在这三大方面的消费比例有所不同，突出表现就是杂项（吃穿住以外的消费）开支占总开支的比重大小，以1933年南京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状况看社会上中下层在杂项方面的开支分别是119.21元、82.63元、14.36元。从这我们不难看出，杂项比重越大，表明这部分人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就越高，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去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但普通市民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无法接受更多的教育及娱乐精神方面的消费。<WP=54>民国南京市民的医疗卫生条件相比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传统社会中的一些常见病（如消化系统疾病、小儿腹泻支肠炎等）随着公共医疗事业的发展，逐步得到了控制，大大提高了南京城市人口的预期寿命，降低了人口死亡率。但市民中的下层，由于没有更多的额外收入，很难享受到现代医学给他们带来的健康，当他们得病后往往只会用土方医治，或在无奈的等待中眼睁睁地看着死亡的来临。民国南京的文化教育随着其经济、政治的发展也提升了一个层次，市民可以通过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和社会教育中的一项或几项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南京市民的受教育机会增多了，社会发展更加地多元化，而表现在人们的心态上就可以概括为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生观：苦命型人生观，这是民国时期城市居民中最普遍的心态，这部分市民往往没有或受过很少的教育，他们认为人一生本来就是痛苦的，因而所谓生活艰辛、终年为衣食住而奔波劳累，病痛和灾难都是无法避免的；积极型人生观，持这种人生观者接受过教育，具有自信、反抗等特点，他们向往独立生活，不少人还把国家民族前途与个人前途相联系，这类人往往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折中型人生观，这部分人谨慎处事，小心做人，在捉摸不定的现实社会中左右逢源，进而谋求相对稳定的生活，折中型人生观是这三种人生观中最不稳定的，很容易向两端摆动，要么向命运投降，要么投身于积极向上的改革之路。总的说来，民国南京市民过着一种节奏缓慢，求稳大于求变的生活，他们的审美情趣缺少个性化，而趋于通俗大众化，显现出南京市民文化的低层次性。因此，民国南京市民文化尽管表现出多元化，并涌现出了不少新的文化成分，但笔者仍认为就其本质而言，它不是一个积极的文化模式，在其文化构成中，含有较多的消极因素和惰性色彩，相对于前代的创造力活跃的文化而言是一个倒退。通过分析抗战前十年的南京市民生活，我们可以看出，生活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南京市民并没有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他们对熟知环境的依恋及骨子里的惰性在客观上使他们很容易得到满足，他们的不思进取一方面是统治者对他们的压制，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封建小农思想对他们至深的影响。因此，要想使<WP=55>一个社会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改变固有面貌，物质生活提升是一个方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人民精神的彻底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