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是西方文学经典的核心,学界往往聚焦于作品的人文主义色彩,却忽视了剧中的女性角色,尤其是哈姆雷特的母亲,克劳狄斯的妻子葛特露并没有得到评论界足够的重视。莎士比亚在塑造葛特露的性格与形象方面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导致这一角色只能充当男性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与旁观者。早前评论界对葛特露的评价大多是不公正的,主要原因在于读者很容易与哈姆雷特产生共鸣,而葛特露的形象只存在于哈姆雷特的描述中,不具有话语权力,人物主体性严重缺乏,最终只能扮演红颜祸水,落得惨死的结局。本文第一部分深入剖析了源文本《哈姆雷特》中的葛特露形象。在她身上,“母亲”与“妻子”这两个符号成为她一生的枷锁。精神分析学派对“母亲”的形象内涵作过一系列颇具规模的论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然而,精神分析理论贬低女性身体价值,不足以成为分析源文本的恰当手段。笔者认为,应采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来解析源文本中的复杂权力关系,对《哈姆雷特》的文学批评进行创新。接下来,笔者注意到女性作为“妻子”的命运是受到男权秩序挟持的,源文本中的葛特露难逃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控制,最终被迫患上“女性失语症”,任哈姆雷特评说,彻底丧失了话语能力。所以,源文本《哈姆雷特》中的葛特露是背负男权枷锁的女性形象。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注意到了经典文本对女性的偏颇塑造现象,于是,关于葛特露的戏仿文本《葛特露的反驳》与《葛特露与克劳狄斯》应运而生。本文第二部分聚焦戏仿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约翰·厄普代克对女性形象的重构。二者分别从女性欲望与话语的重建,后现代两性婚姻关系的思考这两个层面入手,对《哈姆雷特》中葛特露的命运进行改写。阿特伍德作为女性作家,具备为女性主义而写的使命感。拯救经典文本中的“傻女人”,是她戏仿作品的显著特点之一。厄普代克擅长描写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婚姻困局与中年危机,所以他在戏仿文本中打造了后现代的家庭氛围,将严肃的中世纪宫廷搬到了 20世纪的美国东部,将葛特露从一位水性杨花的乱伦皇后改写为一位和包法利夫人命运相似的女性。两位作家用不同的方式,达到了同一个目的——重构葛特露的话语权力。本文第三部分,总结了两部文本的共性:戏仿的超文性。作为叙事策略的戏仿,早期并未被文学界看好,被称为低级的、幼稚的滑稽模仿。随着后现代理论家们对互文性与对话理论展开的研究,戏仿逐渐从边缘走向文学批评的舞台中心。戏仿文本的狂欢化与降格反讽得到了后现代作家的青睐,一大批重构经典的文本诞生。而本文重点分析的两部戏仿文本,分别从叙述角度的调转、人物形象的颠覆、主题思想的置换上对源文本进行逆反,体现出后世作家对抗西方正典“影响的焦虑”的努力。戏仿文本以解构宏观叙事的方法,回应了后现代主义的召唤,以重构女性话语的方式,推动了女性主义的发展,实现了女性主义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