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宋的文坛领袖和文化巨匠,苏轼在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同时,也深受当时儒、佛、道互补文化思潮的影响,对佛、道濡染甚深。随着宦海沉浮和屡遭打击,苏轼的思想逐渐成熟、深沉,眼界日趋开阔。他从起初的经世济学,逐渐走上一条由儒入佛道,儒、佛、道互补的道路,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回归自然、超越时空的人生态度和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结合起来,把“兼济”与“独善”有机统一起来,通过对人生意义的深入思索和体悟,把心灵感受和精神自由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准绳,在平淡中体味生命本体的存在,为自己建构起新的精神家园,也为以后的文人士大夫提供了陶渊明“隐身山林”之外的又一座精神的栖息地。苏轼出世倾向的发展与他的仕宦生涯息息相关,在他的词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其出世思想的发展上,可以居黄、寓惠贬儋为两个节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初登进士第、制科得隽为起点到知湖州,是积极用世时期,但其思想也随仕途受挫而逐渐消沉;第二阶段为居黄时期,“乌台诗案”后,苏轼陷入极度的绝望和苦闷之中,最终从佛道思想的启迪中,获得了身心的解脱,出世求去的思想倾向基本形成;第三阶段是离开黄州直至寓惠贬儋时期,苏轼在仕途的大起大落中,对人生进行了深刻的哲理思考,以精神的内在性和超越性,达观淡泊地对待人生,最终形成了将有限的生命统一于无限的宇宙中的人生体验。苏轼的出世倾向对其词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苏轼的词中,形成了鲜明的梦幻意象、孤鸿意象和神仙意象。梦幻意象是苏轼在特殊的人生经历中形成的。巨大的人生挫折,使苏轼不得不寻求一种精神上的真正解脱与平衡,结合对佛道思想的感悟,他逐渐体悟到个体生命的虚幻和无常,最终形成了“人生如梦”的人生体验。孤鸿意象是词人精神的化身,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内在压力,与其高风亮节、孤高幽独的个体人格相结合,便构成了孤鸿意象的精神核心。孤鸿意象在表象上呈现为一种清高缥缈、孤独而上的飞鸿形象。神仙意象是苏轼摆脱人生焦虑、回复精神自由的一个独特形式,是他从汲汲名利、互相倾轧的丑恶社会现象中寻求超脱的一种无奈之举,而恬淡高妍的神仙形象也成为苏轼理想的人格模式。苏轼的出世倾向很大程度上受到陶渊明的影响。由于特殊的阅历和性格,苏轼对陶渊明辞官归隐、安贫乐道的品格极为欣赏,时时以陶渊明自比、自励,渴望归乡躬耕,在词作中也不时流露出独特的“陶渊明情结”。苏轼在词风、人格和价值观上都深受陶渊明的影响,其后期词作呈现出平淡空灵、淡泊朴素的风格。在词中,苏轼高举起“归去来兮”这面奔赴自由生活的旗帜,在真正的归隐生活不能实现之后,转而追求心灵的自适,在半醉半醒之间,达到了“心安之处即是归隐之地”的人生境界。之所以通过苏轼的词来研究他的出世倾向,是因为“乌台诗案”后,苏轼写诗时心有所忌,而词却被他认为是游戏文字,不在当权者的严控范围。因此,从居黄开始,特别是在居黄时期,苏轼大量地通过词来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从苏轼的词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出世倾向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