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势力从一种对现象的非规范性描述到成为半正式化的违法犯罪组织,近年来成为了司法实践打击重点。恶势力案件不同于普通的共同犯罪案件,其在发展过程中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组织本身的“恶”性是对其进行特定化规范的主要原因。自2000年起,我国逐步开展了“打黑除恶”“扫黑除恶”专项运动,使得恶势力组织生存日益困难。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高两部”）发布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2019年两高两部发布的《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作为当下认定恶势力的主要裁判依据,对恶势力的打击起到重要作用。但近年来恶势力违法犯罪涉及的行业领域愈加广泛,行为手段日益多样化,可相关制度规范尚未健全,司法实践对于恶势力的认定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故本文立足于当下司法实践恶势力认定存在的与普通共同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界限不清及恶势力成员认定标准模糊三个主要问题进行研析,以期为司法实践准确认定恶势力提供参考。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共计三万字左右。第一部分是恶势力概述。恶势力源于原有的“流氓罪”,基于其组织恶性特有的社会危害性使其成为司法实践打击重点。在此部分笔者对恶势力的概念演变、发展趋势、基本特征、司法实践存在的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普通共同犯罪界限不清及恶势力成员认定标准模糊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是恶势力与普通共同犯罪1的界限研究。恶势力存在一般恶势力和恶势力犯罪集团两种形态,普通共同犯罪亦分为一般共同犯罪和犯罪集团两种类型。在此部分笔者从恶势力与普通共同犯罪的关系和界分现状出发,聚焦于“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内涵因素进行研析,并结合具体案例将恶势力转化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可能性对恶势力认定的影响进行明晰以厘清恶势力与普通共同犯罪的界限。第三部分是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限研究。在此部分笔者主要阐述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内涵、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关系及现下二者的区分现状,在此基础上从组织、经济、危害性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发展趋势出发对二者的具体界限进行研究。第四部分是恶势力成员的司法认定标准研究。在此部分笔者对当下关于恶势力成员司法认定标准的规范的现存问题从正向、反向认定两方面进行了评析,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能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