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今天,我国制造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发展规模位居世界首位,但近年来,我国制造业面临国内和国际双重挑战:在国际方面,我国制造业核心技术依赖性较强,面临发达国家产业技术升级的压力,不仅要提防部分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吸引本国制造业回流,还要应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在国内方面,随着现阶段经济步入新常态,要素成本上升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使得传统的竞争优势逐渐降低,且制造业增加值率较低、技术依赖性强等,也进一步地压缩了其获利空间,同时提高了“低端锁定”的风险,逐渐暴露大而不强的问题。基于此,如何应对国内和国际的挑战,突破发展困境,转变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等,是我们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专业化分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更高效,航运、金融、信息为制造业的生产、贸易提供必要的支持,将技术、人力资本和知识等高级生产要素投入制造业,进一步促进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针对我国发展相对滞后的生产性服务业来说,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不仅有助于优化其供给、改善其发展水平状况,更利于促进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提高,增强我国制造业的贸易竞争优势。因此,生产性服务业FDI与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关系特别值得深入研究。为了探讨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本文在整理和回顾以往学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产业关联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三个方面出发,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如何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提升。理论表明,产业关联效应通过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进一步提升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技术溢出效应会通过竞争、示范和人员流动效应降低本地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进一步提高东道国的制造业出口复杂度。通过搜集整理2005-2109年国家和省份层面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相关数据,进行区域划分、计算比值和复合增长率,深入分析了生产服务业FDI的发展现状。根据搜集的制造业出口等相关数据,以省份数据替代国家层面数据,来计算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并据此分析我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现状。实证分析方面,本文利用2005-2019年2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生产性服务业FDI和制造业出口复杂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国家整体层面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一步将21个省份划分区域后分析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最后通过划分时段进行动态检验,以2008年为时间点进行划分,将金融危机的影响排除在外。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生产性服务业FDI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提高,区域经济发展会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促进作用越明显。第二,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创新同样会促进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但是通过进口导向和出口导向的进出口贸易并不能提升我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第三,动态的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后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基于前述的分析与总结,从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改善外资流入的结构,提升我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合理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提升了其与制造业融合的效率,提供的配套活动更切合制造业发展,进而提升其出口复杂度。第二,基于东中西的经济水平不同采取差异化引资措施。依据前文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FDI与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因果关系存在区域性差异,因此在引资时要有针对性地采取差异化措施。第三,加强科技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核心技术决定了一国的国际话语权,而人才又是推动技术创新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我国必须加大力度培养科技人才,推动我国走在科研创新的前沿。最后,本文从研究视角和实证研究方面进行创新,利用省份面板模型的设计,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效应。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最终选择21个省份2005-2019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因此样本量有一定的局限性,会一定程度上制约研究结果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