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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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这一策略早在清朝初期就被统治者运用了.从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极致书藏巴汗和五世达赖喇嘛到顺治九年(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见顺治帝,共经历了15年.在这段时间里,西藏地方和中国内地都发生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本文试图用清政权敦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及达赖喇嘛朝见顺治帝的史实,来探析当时西藏地方与清政权之间的关系.五世达赖喇嘛在1653年进京朝见顺治帝，从侧面也反映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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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这一策略早在清朝初期就被统治者运用了.从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极致书藏巴汗和五世达赖喇嘛到顺治九年(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见顺治帝,共经历了15年.在这段时间里,西藏地方和中国内地都发生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本文试图用清政权敦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及达赖喇嘛朝见顺治帝的史实,来探析当时西藏地方与清政权之间的关系.五世达赖喇嘛在1653年进京朝见顺治帝，从侧面也反映出当时的清政权已经从地方性政权转变成为了即将统一全国的中央政权。此时达赖喇嘛来京朝见，他的身份无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还是西藏地方的上层统治者，其最终的身份却仍然是清朝皇帝的臣子，只是他的身份比较特殊罢了。而并非像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所说，“满洲皇帝和达赖喇嘛之间始终保持着宗教施主关系。五世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地方来京觐见顺治帝，标志着西藏地方对清中央政府的认同和归附。西藏地方与清政权之间的关系已由“地方并立”关系正式演变成了“地方隶属中央”的关系。这不仅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也是时代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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