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安石在「日記」體的意義

来源 :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cp39652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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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阐明<鄞县经游记>一文在「记」体文类中的多重表现,作为一种自我、真实的书写体式,日记不仅可以看出个人人格建构的过程,同时,早期的日记也是研究作家作品思路与文风的重要资料,故而从创作理念的形成、实践,王安石<鄞县经游记>一文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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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末至战国的诸子百家时代,小说质素普遍存在于史传、诸子、辞赋之中,诸子或吸纳小说作为寓言之能指,为小说的留存提供了空间,并赋予它崭新的价值。
《汉书》编撰深受当时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汉书》文本逐步成型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正处于汉帝国从政权崩溃到重建秩序的历史阶段,《汉书》本质上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全面考察《汉书》编撰的历史过程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尤其是东汉前期的政治状况、学术环境对《汉书》编撰及其内容的影响,不仅能让人们细致领会东汉帝国重建秩序、建立共识的良苦用心,也有助于深刻认识《史》《汉》之际中国史学的
表策文在六朝散文创作领域中占到较大的比重,其发展演进轨迹体现出这两大文类的具体因革状况.鉴于表、策、教为章表、诏策两大文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体,故本文主要立足于这三种文体加以论述.
汉魏六朝是弹劾文逐渐形成规模并体制趋于完备的时期。现存完整的汉魏六朝弹劾文约有二百余篇。这些文章既有自劾己罪,更多的则是弹劾他人。自劾己罪者仅有数篇,弹劾他人者占绝大多数。弹劾他人之文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弹劾确有恶行者,另一种则是构陷诬告他人。弹劾文涉及的罪名繁杂众多,大致可归为政治、礼制、经济三方面。政治方面的弹劾罪名主要有谋反或意图谋反、专权僭上、阿附权贵、结党乱政、不任职守、低毁中伤、诽谤朝政
到了中唐以后,碑传一词开始普遍使用,碑序与史传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所以碑文批评逐渐以叙事为正宗。如明徐师曾认为碑文“主于叙事者曰正体,主于议论者曰变体,叙事而参之以议论者曰变而不失其正。至于托物寓意之文,则又以别体列焉”(《文体明辨序说》)。后来朱荃宰《文通》、章学诚《文史通义》都赞成此说,但他们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六朝是一个叙事文体较为边缘的时代。其实,这种论调与明清叙事文体的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
两汉时期散文文体大量出现,并呈现独行之文的写作特点,如篇各一事,一意贯穿全文,段落分明等.交际论是其中影响较大的文体之一.虽然朋友交际问题因事关社会伦理及风气而被先秦诸子密切关注,但交际论文体创作始于东汉,王符写了第一篇论交际的文章,朱穆首创绝《绝交论》.汉末魏晋六朝时期涌现出多篇论交际的文章.本文拟以王氏《交际》和朱氏《绝交论》为例,探讨东汉交际论作品内容及其与时代生活的相关性,分析其文体写作艺
经由北朝墓志文使用声律、字、句之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北朝墓志文就文体而言,已能掌握词语的特征性,如能再就修辞、风格上进一步探讨,深刻的就三者之间的关系加以讨论,将更能看出其所具有的艺术特征,及其强化人的价值风格。
当今学界在论及中唐文体文风的变革时,几乎都并举韩愈和柳宗元作为其中绝对的核心领导者.但通过考察唐人对韩愈和柳宗元其人其文的评价、宋人的文学批评以及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修撰的情况,发现,韩柳领导文体文风改革的论述似乎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它是韩柳文接受史上的一个误读.
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唐代在茶的培育、制造、利用,以及传播上,写下了辉煌璀璨的历史篇章.唐代茶文化的兴盛,不仅表现在茶的烘焙制造、茶诗的繁盛,并且还有体式多样、内容丰硕的茶文,挥翰运墨歌咏着茶的芬芳,记载着茶文化的踪迹.众多的茶诗、茶文与茶书着作,如雨後春笋般被创造出来.除了茶诗之外,作为文学主要体裁的散文,必然会将当时流行的茶事活动传诵记载下来,成为文学的篇章.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茶习俗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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