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4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原则上规定了我国法官对陪审员的指示制度。但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该制度均未引起重视。根据该规定,法官指示制度是指,在人民陪审员与法官组成混合合议庭合议时,承办法官就案件涉及的相关法律、审查判断证据的有关规则对于人民陪审员或者其他合议庭成员的指示。通过对法条的解析,可以发现我国法官指示制度的适用时机、主体向度、制度指向、内容定位以及其具有的程序优先性。该制度的建立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和合议制度变革的需要,是化解现有陪审合议庭顽症的有效途径,也是防止现有陪审制度"平民性"丧失的新路径,对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发展完善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与域外的法官指示制度比较,我国现有法官指示制度具有如下缺陷:粗陋的内容规定、悖反的权威扩张、缺失的救济途径、狭小的适用空间,因而从内容完善、权力制约、权利救济、适用扩展四个方面对上述缺陷予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