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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行为体，控制着全世界70% 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而一个国家要想在经济上快速稳定发展，必须依靠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涉及的不仅是经济领域的资金要素流动，同时还与母国和东道国的政治因素密切相关，因此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比一般企业单纯的经济行为更为复杂，影响也更为深远。所以利用政治经济学分析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十分重要。在全球众多跨国公司中，美国的跨国公司因为其庞大的规模和雄厚的实力独占鳌头。因此，本文试图以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为对象，分析其行为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关系。
一、国家主义理论与对外投资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霸权的相对衰退、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以及欧洲区域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解释力下降，于是继承了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理论——国家主义理论开始兴起。在这里，我们将以吉尔平的国家主义理论为基础，分析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在吉尔平的研究中，他以市场（经济力量）和政治（国内和国际政策）与对外投资的相互关系为切入点，对其所主张的国家权力分析方法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应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1、世界经济的增长与扩散
吉尔平认为当代国际体系存在等级结构的划分，即存在核心与边缘区的划分，核心是指“一个在国际经济中发挥某种政治和经济功能的民族国家”[1]，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就是这样的核心国家。世界经济的增长和扩散不仅有利于核心区，而且有利于边缘区，这也是边缘区愿意接受由核心国家制定和主导的国际体系规则的原因。
2、国内政治和经济政策与对外投资
吉尔平探讨了国内政治秩序和经济政策对一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影响，尤其是在一个国家经济衰退时，这种对外投资的“政治化”特征尤其明显。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美国都处于上升及统治时期，因此当时的经济政策较为自由；而在英国的19世纪最后10年和美国的肯尼迪政府时期，对外投资的政治化特征突出体现在它们的经济战略中，如二战后美国采取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获取比国内更高的利润，并对付来自国内国外的竞争者对其垄断地位的挑战。正如吉尔平所说的，“当围绕着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出现经济利益冲突时，经济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新出现的国内政治秩序以及公共政策就会重新引导经济力量进入一个新的渠道。因而，在国内事务就像在国际事务中一样，政治和经济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2]
3、工业扩展和国际冲突
当核心区经济衰退、边缘区经济起飞时，新旧核心区之间将在市场、原材料和投资方面发生冲突，只有当一个国家崛起完全成为新的核心国家时，国际冲突才会停止，这也就是历史上“英国治下的和平”与“美国治下的和平”。
吉尔平指出，正是美国的霸权和“美国治下的和平”为战后美国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政治和安全的环境结构，“这一舒适结构的创立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3]。反过来，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不仅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服务于美国的战略。“跨国公司与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的核优势一道，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4]
二、美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域变化
美国的跨国公司是最早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这与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积极地奉行海外生产战略分不开。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配置倾斜更是清晰体现了美国政府对其的影响，充分说明了“每家跨国公司都是其国内总部的独特产物，反映了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价值观念”。[5]
1、美国跨国公司对亚非拉原材料丰富地区的直接投资（20世纪初）
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经济是在南北战争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随着垄断资本的形成，美国资本输出迅速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已达到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投资额的一半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通过军火买卖大发战争横财，迅速积累大笔财富。一战结束后，凭借雄厚的资金优势，美国的跨国公司空前扩大了其对外投资规模。这期间，美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地区和产业呈现出这样两个特点：①拉丁美洲比重大，达到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1/2；②相对于贸易业占总投资额的4.9%，石油业的比重较大，达到14.8%（以1929年为例）[6]。究其原因，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美国对国内石油短缺和英国垄断世界石油的担心，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对拉丁美洲原油开采投资的鼓励。于是才出现了美国跨国公司在该地广泛投资石油的现象。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料供应再次陷入短缺状态。于是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又对中东石油投资采取了保护措施，美国公司通过对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投资占有其中1/4的股份，从而拥有了在伊拉克、叙利亚、外约旦、卡塔尔、阿曼等地开发石油的權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对石油投资的支持与鼓励，在该阶段美国跨国公司对拉美、中东等原材料（尤其是石油）充裕地区的投资在其对外总投资中所占比重很大。
2、美国跨国公司对欧洲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20世纪50年代）
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始进入由战争转向和平的过渡时期，其主要任务是解决因生产过剩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解决国内就业。在西欧，经济状况因为战争而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几十、上百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对美国经济也构成了威胁。欧洲如果不从美国得到美元就无力购买美货。同时，严重的经济衰退状况又引起社会动乱。工人运动在法、意、英等国蓬勃发展。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威信也得到空前提高。这不仅使西欧统治阶级惶惶不安，也使美国当局看到复兴欧洲乃是关系美国称霸世界的全局问题。因此，为了帮助其欧洲盟国恢复因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并同时抗衡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渗透和扩张，美国开始了一系列帮助欧洲经济复兴的计划。为此，除了官方的援助外，美国政府在信贷、税收、科研、投资保险方面予以跨国公司巨大优惠，大力支持美国跨国公司对欧洲地区的直接投资。其中，美国政府专门制定了《经济合作法》、《共同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扩大对海外投资的保护和支持。同时， 美国政府还在1948年开始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中创立了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以奖励、促进和保护私人海外投资的安全与利益。正是由于美国政府的鼓励与扶持，使得美国跨国公司对欧洲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累计投资额节节攀升，从最初接受的投资远远少于发展中国家，到1950年的与发展中国家累计投资额基本持平，再到之后的远远超过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额，这些发达国家在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3、美国跨国公司对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美国霸权开始走向衰落，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而欧洲和日本依靠搭美国便车，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日本，在许多商品领域与美国竞争，大大加快了美国霸权的衰落，挑战了“美国治下的和平”。1981年美国开始出现贸易赤字，美日开始出现激烈的政治和经济摩擦。于是，为了维持本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同日本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权，美国将其全球经济利益和国际政策的重心由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了太平洋地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战略主要有两点：一是通过各种贸易战、投资战和货币战，直接同日本进行经济竞争和对抗。在投资方面，美国跨国公司加紧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凭借技术优势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二是增加对亚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利用美国的高技术优势和当地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建立生产基地，以物美价廉的产品，同日本争夺市场份额，开拓东道国市场。据统计，1979—1984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投资增长了65%，而对全球投资增长率仅为39%；投资份额则由10.84%上升至14.22%；1981年美国在该地区直接投资利润率更是达到22%，大大超过了西欧的12% [7]。
三、实例：冷战时期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遏共”行为
前文中提到，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跨国公司积极参与“马歇尔计划”，加大对西欧的直接投资，以帮助西欧经济复兴，共同抗衡苏联和共产主义。其实，美国跨国公司对政府政策的支持除了在投资区域和数量上有所体现外，更直接的是积极配合和参与政府海外的“遏共”活动。在西欧，美国跨国公司不仅利用私人投资帮助西欧国家恢复经济，从而客观上稳定了西欧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甚至还和美国政府一起直接介入了西欧国家的选举。二战后，意大利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其在美国的冷战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意大利局势的恶化以及共产党力量的强大成为了美国政府最大的忧虑。因此，确立和维持意大利政府的亲美反共，阻止意大利共产党主导政府，将意大利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体系，是冷战初期美国对意政策的首要目标。为此，美国先后出台了NSC1和NSC67号文件系列，并以此为指导，大力发动政治支持、经济援助及宣传攻势，以使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赢得大选。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发挥了重要作用——与美国政府一起“向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客和政党提供了大量的资助”[8]。在美国的支持下，意大利的大选结果发生了逆转，意大利共产党落败。同时，美国跨国公司还服从美国政府的“遏共”战略需要，执行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禁运和投资，甚至参与中央情报局搞垮苏联的情报活动：里根政府时期，与苏联有经济往来的美国跨国公司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有关苏联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情报。例如，美国大通曼哈顿公司负责向苏联、东欧和南斯拉夫贷款的一位副总裁罗杰·鲁滨逊，将苏联用天然气换取西欧精密设备以建设管道的计划及时通报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致使美国政府向西欧施压阻止该计划进行[9]。透过以上实例，可以明显看出美国跨国公司不仅在投资的区域选择上积极配合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更利用其投资行为参与了美国政府冷战时期的“遏共”活动。
四、结论
通过分析美国国家政策与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变化的关系，以及冷战时期美国跨国公司参与政府的“遏共”活动，充分验证了吉尔平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即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政治化”特征明显，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应该要为国家利益服务。从最初美国政府对原材料重视、颁布政策促进跨国公司在石油丰富地区的投资，到为推行其复兴西欧、遏制苏联的战略而大力支持跨国公司对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投资，再到霸权衰落时为了与日本竞争通过跨国公司对亚太地区直接投资的三个阶段不同投资地域倾向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晰看出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不断通过政策调整影响其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行为。在20世纪上半期美国与英国對石油的争夺及80年代美国与日本的霸权竞争中，跨国公司更是明显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冷战时期美国跨国公司更是为美国政府的“遏共”战略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吉尔平关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与国家利益关系的结论显而易见：虽然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并非是政府精心计划的结果，但国家政策在鼓励和保护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反过来，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应该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即使跨国公司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政府也将努力寻求将这些公司转化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
参考文献
[1]Robert Gilpin， 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p59.转引自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页。
[2]Ibid.，p60.
[3]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p113. 转引自 余万里：《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2期。
[4]Ibid.， p161.
[5][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60页。
[6]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纽约出版公司1976年版；参见 陈继勇：《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7]资料来源 孙海顺：《八十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亚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战略》，外国经济与管理，1987年11期。
[8]Rep. Michael J. Harrington，The US in Italian Democracy，The Nation， July3， 1976， p16. 转引自刘建华：《美国跨国公司与“民主输出”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9]参见 [美] 彼得·施魏策尔著：《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1到53页。
作者简介
张彬倩（1990.09--）；性别：女，籍贯：福建省龙岩人，学历：硕士，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现有职称：无；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一、国家主义理论与对外投资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霸权的相对衰退、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以及欧洲区域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解释力下降，于是继承了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理论——国家主义理论开始兴起。在这里，我们将以吉尔平的国家主义理论为基础，分析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在吉尔平的研究中，他以市场（经济力量）和政治（国内和国际政策）与对外投资的相互关系为切入点，对其所主张的国家权力分析方法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应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1、世界经济的增长与扩散
吉尔平认为当代国际体系存在等级结构的划分，即存在核心与边缘区的划分，核心是指“一个在国际经济中发挥某种政治和经济功能的民族国家”[1]，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就是这样的核心国家。世界经济的增长和扩散不仅有利于核心区，而且有利于边缘区，这也是边缘区愿意接受由核心国家制定和主导的国际体系规则的原因。
2、国内政治和经济政策与对外投资
吉尔平探讨了国内政治秩序和经济政策对一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影响，尤其是在一个国家经济衰退时，这种对外投资的“政治化”特征尤其明显。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美国都处于上升及统治时期，因此当时的经济政策较为自由；而在英国的19世纪最后10年和美国的肯尼迪政府时期，对外投资的政治化特征突出体现在它们的经济战略中，如二战后美国采取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获取比国内更高的利润，并对付来自国内国外的竞争者对其垄断地位的挑战。正如吉尔平所说的，“当围绕着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出现经济利益冲突时，经济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新出现的国内政治秩序以及公共政策就会重新引导经济力量进入一个新的渠道。因而，在国内事务就像在国际事务中一样，政治和经济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2]
3、工业扩展和国际冲突
当核心区经济衰退、边缘区经济起飞时，新旧核心区之间将在市场、原材料和投资方面发生冲突，只有当一个国家崛起完全成为新的核心国家时，国际冲突才会停止，这也就是历史上“英国治下的和平”与“美国治下的和平”。
吉尔平指出，正是美国的霸权和“美国治下的和平”为战后美国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政治和安全的环境结构，“这一舒适结构的创立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3]。反过来，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不仅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服务于美国的战略。“跨国公司与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的核优势一道，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4]
二、美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域变化
美国的跨国公司是最早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这与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积极地奉行海外生产战略分不开。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配置倾斜更是清晰体现了美国政府对其的影响，充分说明了“每家跨国公司都是其国内总部的独特产物，反映了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价值观念”。[5]
1、美国跨国公司对亚非拉原材料丰富地区的直接投资（20世纪初）
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经济是在南北战争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随着垄断资本的形成，美国资本输出迅速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已达到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投资额的一半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通过军火买卖大发战争横财，迅速积累大笔财富。一战结束后，凭借雄厚的资金优势，美国的跨国公司空前扩大了其对外投资规模。这期间，美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地区和产业呈现出这样两个特点：①拉丁美洲比重大，达到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1/2；②相对于贸易业占总投资额的4.9%，石油业的比重较大，达到14.8%（以1929年为例）[6]。究其原因，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美国对国内石油短缺和英国垄断世界石油的担心，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对拉丁美洲原油开采投资的鼓励。于是才出现了美国跨国公司在该地广泛投资石油的现象。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料供应再次陷入短缺状态。于是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又对中东石油投资采取了保护措施，美国公司通过对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投资占有其中1/4的股份，从而拥有了在伊拉克、叙利亚、外约旦、卡塔尔、阿曼等地开发石油的權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对石油投资的支持与鼓励，在该阶段美国跨国公司对拉美、中东等原材料（尤其是石油）充裕地区的投资在其对外总投资中所占比重很大。
2、美国跨国公司对欧洲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20世纪50年代）
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始进入由战争转向和平的过渡时期，其主要任务是解决因生产过剩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解决国内就业。在西欧，经济状况因为战争而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几十、上百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对美国经济也构成了威胁。欧洲如果不从美国得到美元就无力购买美货。同时，严重的经济衰退状况又引起社会动乱。工人运动在法、意、英等国蓬勃发展。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威信也得到空前提高。这不仅使西欧统治阶级惶惶不安，也使美国当局看到复兴欧洲乃是关系美国称霸世界的全局问题。因此，为了帮助其欧洲盟国恢复因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并同时抗衡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渗透和扩张，美国开始了一系列帮助欧洲经济复兴的计划。为此，除了官方的援助外，美国政府在信贷、税收、科研、投资保险方面予以跨国公司巨大优惠，大力支持美国跨国公司对欧洲地区的直接投资。其中，美国政府专门制定了《经济合作法》、《共同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扩大对海外投资的保护和支持。同时， 美国政府还在1948年开始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中创立了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以奖励、促进和保护私人海外投资的安全与利益。正是由于美国政府的鼓励与扶持，使得美国跨国公司对欧洲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累计投资额节节攀升，从最初接受的投资远远少于发展中国家，到1950年的与发展中国家累计投资额基本持平，再到之后的远远超过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额，这些发达国家在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3、美国跨国公司对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美国霸权开始走向衰落，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而欧洲和日本依靠搭美国便车，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日本，在许多商品领域与美国竞争，大大加快了美国霸权的衰落，挑战了“美国治下的和平”。1981年美国开始出现贸易赤字，美日开始出现激烈的政治和经济摩擦。于是，为了维持本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同日本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权，美国将其全球经济利益和国际政策的重心由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了太平洋地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战略主要有两点：一是通过各种贸易战、投资战和货币战，直接同日本进行经济竞争和对抗。在投资方面，美国跨国公司加紧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凭借技术优势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二是增加对亚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利用美国的高技术优势和当地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建立生产基地，以物美价廉的产品，同日本争夺市场份额，开拓东道国市场。据统计，1979—1984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投资增长了65%，而对全球投资增长率仅为39%；投资份额则由10.84%上升至14.22%；1981年美国在该地区直接投资利润率更是达到22%，大大超过了西欧的12% [7]。
三、实例：冷战时期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遏共”行为
前文中提到，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跨国公司积极参与“马歇尔计划”，加大对西欧的直接投资，以帮助西欧经济复兴，共同抗衡苏联和共产主义。其实，美国跨国公司对政府政策的支持除了在投资区域和数量上有所体现外，更直接的是积极配合和参与政府海外的“遏共”活动。在西欧，美国跨国公司不仅利用私人投资帮助西欧国家恢复经济，从而客观上稳定了西欧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甚至还和美国政府一起直接介入了西欧国家的选举。二战后，意大利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其在美国的冷战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意大利局势的恶化以及共产党力量的强大成为了美国政府最大的忧虑。因此，确立和维持意大利政府的亲美反共，阻止意大利共产党主导政府，将意大利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体系，是冷战初期美国对意政策的首要目标。为此，美国先后出台了NSC1和NSC67号文件系列，并以此为指导，大力发动政治支持、经济援助及宣传攻势，以使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赢得大选。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发挥了重要作用——与美国政府一起“向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客和政党提供了大量的资助”[8]。在美国的支持下，意大利的大选结果发生了逆转，意大利共产党落败。同时，美国跨国公司还服从美国政府的“遏共”战略需要，执行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禁运和投资，甚至参与中央情报局搞垮苏联的情报活动：里根政府时期，与苏联有经济往来的美国跨国公司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有关苏联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情报。例如，美国大通曼哈顿公司负责向苏联、东欧和南斯拉夫贷款的一位副总裁罗杰·鲁滨逊，将苏联用天然气换取西欧精密设备以建设管道的计划及时通报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致使美国政府向西欧施压阻止该计划进行[9]。透过以上实例，可以明显看出美国跨国公司不仅在投资的区域选择上积极配合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更利用其投资行为参与了美国政府冷战时期的“遏共”活动。
四、结论
通过分析美国国家政策与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变化的关系，以及冷战时期美国跨国公司参与政府的“遏共”活动，充分验证了吉尔平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即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政治化”特征明显，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应该要为国家利益服务。从最初美国政府对原材料重视、颁布政策促进跨国公司在石油丰富地区的投资，到为推行其复兴西欧、遏制苏联的战略而大力支持跨国公司对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投资，再到霸权衰落时为了与日本竞争通过跨国公司对亚太地区直接投资的三个阶段不同投资地域倾向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晰看出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不断通过政策调整影响其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行为。在20世纪上半期美国与英国對石油的争夺及80年代美国与日本的霸权竞争中，跨国公司更是明显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冷战时期美国跨国公司更是为美国政府的“遏共”战略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吉尔平关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与国家利益关系的结论显而易见：虽然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并非是政府精心计划的结果，但国家政策在鼓励和保护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反过来，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应该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即使跨国公司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政府也将努力寻求将这些公司转化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
参考文献
[1]Robert Gilpin， 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p59.转引自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页。
[2]Ibid.，p60.
[3]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p113. 转引自 余万里：《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2期。
[4]Ibid.， p161.
[5][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60页。
[6]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纽约出版公司1976年版；参见 陈继勇：《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7]资料来源 孙海顺：《八十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亚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战略》，外国经济与管理，1987年11期。
[8]Rep. Michael J. Harrington，The US in Italian Democracy，The Nation， July3， 1976， p16. 转引自刘建华：《美国跨国公司与“民主输出”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9]参见 [美] 彼得·施魏策尔著：《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1到53页。
作者简介
张彬倩（1990.09--）；性别：女，籍贯：福建省龙岩人，学历：硕士，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现有职称：无；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