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策推动下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然而伴随其飞速发展已出现了不可忽视的问题:优惠扶持政策落实力度不够;大量社会资本涌入体育市场蓝海但出现投机套现、价格虚高、企业亏损、专业人才缺口依旧较大等现象。为促进体育产业往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研究体育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官方资料显示,中部四省(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自2015年以来已推出超过14份和体育有关的政策文件及实施方案,2017年中部四省共实现体育产业增加值1137.79亿元,占全国体育产业增加值高达14.57%,已然成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区域。为增强理论研究的合理性和逻辑性,解释定量分析的现实基础,结合产业经济理论和实际发展经验,本文对将要研究的对象、预选取的统计指标及其关联情况提出研究假设:1)为进一步验证体育产业与其所在地区的经济水平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本文提出假设H1:地区经济水平和其与体育产业发展情况的关联程度成正比;2)体育产业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一直是业内努力的方向,故本文提出假设H2:就业人数和其与体育产业的关联程度成正比;3)尽管体育产业为社会提供的最终产品以服务、赛事、咨询的形式居多,但生产和日常经营活动依旧离不开实体支撑,故本文提出假设H3:固定资产投资和其与体育产业的关联程度成正比;4)由于历史、体制以及长期以来形成依赖路径等多重因素的存在,即使是我国目前体育产业发展领先的地区,也依旧需要政府的财政专项拨款,故本文提出假设H4:专项财政支出和其与体育产业的关联程度成正比。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研究起始点设置在2015年,可获取的数据期数有限,无法用传统的时间序列定量方法,加之所研究的对象间尚存模糊关系,而直接用回归分析也显得不够严谨和准确,因此,本文选择使用灰色系统理论作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选取2015-2017年各省的体育产业增加值(少量数据为估计值)作为参考序列,由地区生产总值、就业人数(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的固定资产投资(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和财政公共预算支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依次构成比较序列。实证结果表明:1)体育产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关联度在四项测度指标中最高,体育产业新政策推出以来,虽然每个省份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体育产业增加值都在逐年增加,但两者之间的关联程度并未随之上升,实证结果与本文研究假设H1观点相反;2)体育产业增加值与就业人数之间的关联度最低,这说明人力资本效应在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现阶段尚未充分显现,本文研究假设H2亦未能得以证实。主要原因有:我国体育产业真正的发展元年是2014年,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体育产业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与扶持下呈现飞跃式发展态势,但更多是由政策、财税优惠、社会资本以及媒体宣传等外生变量所构成的发展引擎,而体育市场专业人才依旧稀缺;3)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关联情况在中部四省里呈现两种极端,结合2015-2017年四省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湖南省的固定资产投资量相对最多,但对其体育产业发展的影响却相对最弱;湖北和安徽两省的固定资产投资量在统计时期内仅有小幅上升,但对其体育产业发展的影响在四项指标中却最为显著。可见,本文研究假设H3只符合一部分地区的发展特征,暂时无法成为普遍适用的经验和规律;4)中部四省的体育产业增加值与财政支出的灰色关联程度差异最大,在不同省份的测度结果中排序都不同。结合2015-2017年四省财政支出的情况,除湖南省外,其余三省在财政支出上的变动幅度都比较微弱,湖北省和安徽省的财政支出在统计时期内还在逐年减少。这说明财政支出越多,其对体育产业的发展影响越大。结合上文所述,现阶段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对政府的财政支出依赖程度依旧较高,也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设H4。综上,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对体育产业发展有较强的影响作用,但随着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体育产业与其关联程度在逐渐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影响因地而异,这和地区产业结构、发展重心有密切关联;唯人力资本效应尚未能有效显现。可见,新政策推动下,影响体育产业发展的因素按其关联程度高低依次为地区经济水平、专项财政支出、固定投资资产。因此,本文建议作为政府和市场主体需高度关注产业发展的动态;积极吸取国外市场治理、调控和改善方面的经验与措施;各地需加大对体育市场专业人才培养与引进的力度,促政策落地于高校和各类相关企业,破同区域内体育市场的人才供需壁垒,助人才加速流入;整合体育类固定资产资源,促成体育场地(馆)共享联盟,减少体育类固定资产的重复投资,引入及打造有本土群众基础的体育赛事,合理提高体育场地(馆)的利用率;与此同时从需求端开展国内体育市场调研与预测,更为精准的实行供给侧改革,从而实现合力推动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