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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8-四氯二苯并-对-二噁英(2,3,7,8-tetrachlorodibenzo-p-dioxin,TCDD)对人体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具有损害作用。其毒性作用过程一般认为是TCDD与芳香烃受体(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AhR)结合,使芳香烃受体激活,随后配体-受体复合物进入细胞核,与细胞核中的芳香烃受体核转位蛋白(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nuclear translocator,ARNT)结合后,作用于特异基因上游部位的二噁英反应元件(Dioxin Response Elements,DREs),从而激活基因的转录[1]。转录组分析表明,二噁英类化合物不仅能够上调基因的表达,而且还会导致部分基因表达下调[2]。microRNAs(miRs)是一组非编码小分子单链RNA(~22 nt),通过特异的碱基配对方式结合到靶基因mRNA的3’端非编码区,诱导靶基因mRNA的降解或抑制其翻译,从而在转录后水平下调靶基因表达[4]。miRs近年来也成为了毒理学研究关注的目标,例如有研究表明,miRs在Dioxin/AhR通路导致的基因下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3]。因此,深入理解二噁英类化合物导致miRs表达的变化可能为其毒理机制的研究提供新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