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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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政府的力量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了农村基层，农村基层政权经历了私有制基础上的乡镇制；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公社制(“政社合一”)；以及1983年以来建立在多种经济成分基础上的乡镇制。无论哪种体制，作为农村基层政权，它都始终存在着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它的“事权”，即它到底要承担哪些责任和事务；二是它的“财权”，即它的经费(财政和其他收入）来自何处，有多少，能否与它的事杈相匹配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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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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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政府的力量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了农村基层，农村基层政权经历了私有制基础上的乡镇制；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公社制(“政社合一”)；以及1983年以来建立在多种经济成分基础上的乡镇制。无论哪种体制，作为农村基层政权，它都始终存在着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它的“事权”，即它到底要承担哪些责任和事务；二是它的“财权”，即它的经费(财政和其他收入）来自何处，有多少，能否与它的事杈相匹配。而1949年以来的中国，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基层政权的“事权”不断扩大，所承担的事务越来越多，而它的“财权”却很有限，受到农村经济本身的制约。这种“事权”与“财权”的严重失衡，在“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和农村民主政治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必然导致农村基层政权将负担以各种形式转移到农民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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