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谓“人文”,化谓“化生”。我们可以给“文化”作出以下定义:文化是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成就人类社会的标志。人的创造将自然之物化生为产品,历经一定人群传播、传承,群体性所有创造、所有生产品的人文积累,形成“文化”。“文化”的第一要义是创造,这是“文化”定义必须体现的;“文化”的第二要义是传播、传承。文化的共时传播形成文化的群体性、地域性、民族性;文化的历时传承构成多种多样的文化传统。传播、传承是文化之“化”的题中之义。本文选取“楚国物质生活文化”开展个案研究,内容安排依“衣、食、住、行”为序。衣服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有关,学者分歧很大。实用与遮羞何者为先,不是逻辑能够证明的。“夏娃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的故事,有主人公形象,有人文创造之“化”的情节,还有后世传承之“化”的无数学习者、模仿者,用以解读服饰起源问题,不失为选择之一。作为形象的真实价值,并不低于实证与推理。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的起源与人之本能相联系。远古人类祖先采集食物,用自己的方式加工,就已经是创造。是古人甲还是古人乙最先采集荠菜食用,是古男A还是古女B最先将兔肉置于火上烤食,没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此类创造者太多,不知始于何时,亦不知起于何地。思想的问题,理论的问题,一旦溯及初始,回归本然,往往简单、清晰、明确。不难理解,饮食文化最能体现“文化”之本质。楚国服饰,从“蓝缕”到“文纤”,“文纤”是楚国服饰文化高度发展的标志。春秋战国之时,越人断发文身,秦人尚黑,齐鲁三晋等受儒家礼教束缚,因而在化妆与服饰艺术的追求方面,创新勿多。惟楚人雄踞南方,对中原与东南西各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创造了灿烂的服饰文化,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春秋战国时候的楚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除了海产品有所稀缺之外,几乎各类食品皆备。《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可谓得天独厚。楚人独创的桂酒、椒浆等酿造方法,对中国酒类生产影响深远。楚人的许多特色食品,如烤肉串、露鸡、蒸野鸭、糗等,流传至今。楚人所用的烹调方法,调味品,多为后人承袭。楚人对食品讲究甘酸适度,厚薄相宜,讲究食品搭配的五味俱全,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楚人创造的饮食文化,是丰富多彩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楚国自楚庄王元年(前612年)“城郢”始,至楚为秦所灭,在近400年的历程中,沿长江两岸、汉水流域、洞庭湖诸水系、鄱阳湖诸水系、淮河流域兴建了数十座城邑,若以县以上的行政建置计,则应有一百余座城邑。通过这些楚城的分布,我们可以了解楚人的居住环境,而分析这些楚城的内部格局,我们将对楚人居住文明的发展概况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从古至今,居室都是人们贫富、等级的标志。平民为兴建居室,往往积聚一生,倾其所有。当着手就要兴建之时,人们一般都要非常慎重地选择方位、布局;破土动工,必挑选吉日,避开凶煞;住房封顶,完工庆贺,有落成之礼。文化之俗往往不登大雅之堂,而出土楚秦汉简《日书》正乃经史所弃而失传之俗书。“文化”是大众参与的,是极为普及的。谈到古代文化,《日书》的相关研究必不可少。“舟”是人类最早使用的交通工具,其产生的年代要早于车。《诗·邶风·谷风》“方之舟之”。从文化理论上说,当着远古某先贤借助原木渡水,他已经站在造舟的起点;扎竹木为排,则已是水上运载工具;刳木为舟,则已是成型的人文之舟。依据经史典籍记载,黄帝时已有车。其时尚未用到畜力,只是行于泥地之“橇”,人力牵引。及至牛马牵引,橇下装上车轮,才能称之为“车”。夏代有车则是确实的,可以得到二重证据的支撑。黄帝之“车”只是“车”的胚型,历经夏代“奚仲作车”,至相土“作乘马”完成“四马驾车”之定型。中国古代文化有了车马承载,大大加快了前进的步伐。楚国发展由西周初之“筚路”到战国之“千乘”,曾问鼎中原,败晋师于河上,称霸一时。时至楚灵王,乐乾溪而不能去,修章华宫,筑紫贝路,开楚王享乐之先。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铺在了楚王游车的滚滚车轮之下。楚先王的千乘血战变成了后世不肖子孙的千乘游猎,《楚辞·招魂》以楚王猎于云楚作为凭吊的乱辞,形象地揭示了楚王由游车载向终点的历史结局。回顾人类古代物质文化的发展历程令人感慨。自从人类走出森林,走出山洞,就已经能够获取最佳最好的食物,人类就这样好吃好喝地幸福了几千年。今天我们吃到嘴里的,喝到肚子的,已是今不如古!物种退化乃至部分物种灭绝,以前能吃到的美味吃不到了,品种少了;环境污染,种出的粮食蔬菜不好吃,吃了出问题,品质差了。食物来源制约人类发展,这是“紧箍咒”。由此笔者体会到,习近平主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精辟论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美好的“中国梦”。这是新时代人类发展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