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新常态阶段主要经济变量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和特点正在发生变化这一现实作为研究背景,首先阐述了理清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对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所具有的现实意义,继而从理论模拟与计量分析的测度入手,运用经济理论模型和较新的计量方法,以1996年经济“软着陆”至今的最新数据长度为基础,对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机制展开了系统研究。首先,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现状,并在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就如何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进行了理论分析。其次,以经济景气宏观一致合成指数、货币供应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率等数据为基础,通过贝叶斯算法下的MF-VAR(混频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从动态的角度给出了无损信息形式,比较了VAR模型和MF-VAR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而检验了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联机制,对通货膨胀水平值与经济增长水平值之间以及通货膨胀波动性与经济增长波动性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关系展开了探讨。主要得出了二方面结论,其一是混频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数据降频过程中忽略掉的信息,从而更具有估计优势;其二是由于我国经济仍然处于总需求驱动阶段和前期的高积累政策消化阶段,因而经济运行在短期内存在“托宾效应”,反之,经济波动会削弱价格粘性。据此,主要向政府提出了二方面的政策建议,其一是可以通过诱导价格膨胀等手段对供给面进行调控,将积累存量转化为消费和投资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其二是需要注意把通货膨胀水平控制在合理区间。接下来,又以主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率等数据为基础,通过变量统计特征的观察,并进行非参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构建MS模型和MS-AR(1)模型,按方差波动率进行区制划分,对我国通货膨胀的惯性和波动性特征进行了检验,并分析了总量型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区制关联性。主要得出了三方面结论,其一是我国通货膨胀水平值与波动性总呈相同走势,且由于我国并未完全实现价格市场化和市场预期调整较慢等因素,通货膨胀长期以来都存在较强惯性;其二是本轮“低通货膨胀”周期的持续期大约为5年左右;其三是货币政策当局目前不会轻易实施全面宽松的货币政策。据此,主要向政府提出了三方面政策建议,其一是政策当局除了要对物价水平值进行监测,也要对价格波动性的变化实时关注,并高度重视邻期的价格变化;其二是政府需要充分考虑由于通货膨胀惯性所引致的货币政策效应的滞后,提升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将其与通货膨胀期限结构相匹配;其三是政府应更多地采用结构型货币工具,发挥总量型货币政策定向放水的功能。随后,主要以通货膨胀缺口、产出缺口、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等数据为基础,结合“泰勒规则”和“麦科勒姆规则”,运用lt-tvp-var(含潜在门限变量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的时变反应特征以及其调控模式。主要得出了三方面结论,其一是我国“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间的依存关系具有门限效应,中央银行的偏好存在非对称性;其二是“价格型”货币政策有规避产出收缩偏好,“数量型”货币政策有微弱的规避通货紧缩偏好;其三是“价格型”政策治理通货紧缩效果较好,而“数量型”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刺激产出增长和抑制经济过热的效果较好。据此,主要向政府提出了三方面政策建议,其一是要理性看待并适应经济增速放缓,应配合宏观经济结构性调整制定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其二是应以扩张性利率政策来诱导适度通货膨胀,并以“数量型”货币政策为主为经济增长托底;其三是应加快完善利率的市场传导机制,为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创造良好环境。之后,又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财政赤字、经济景气一致指数、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季度同比增长率等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tvp-var(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等间隔时变冲击反应函数和等时点时变冲击反应函数,对我国财政赤字的通货膨胀效应进行了检验,并探讨了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的主导权归属问题。主要得出了三方面结论,其一是现阶段财政赤字在短期内具有“凯恩斯效应”,而从长期看,既遵循“李嘉图等价”原理,又具有微弱的“挤入效应”;其二是财政当局虽占优于货币当局,但财政赤字需要配合货币政策才能影响价格水平。据此,主要向政府提出了两方面的政策建议,其一是政府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扩大赤字财政的方式加大对民生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并诱导适度通货膨胀来实现去库存,从供给侧引导经济增长,但同时也要保持货币政策偏紧;其二是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改革和货币体制改革,需要增强我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同时,控制好财政赤字的规模,并进一步优化财政收支结构。最后,主要以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同比增长率等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tar(门限自回归)模型、str(平滑迁移)模型和ms-var(马尔可夫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我国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主要得出了二方面结论,其一是tar模型和str模型并不适用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不具有门限和平滑迁移性影响,而ms-var模型能够更为科学地估计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其二是,根据ms-var模型,就稳定性而言,区制3最优,区制1次之,区制2最差,而就经济增长对财政支出的冲击反应效果而言,区制3最强,区制2次之,区制1最弱,只有在区制1,财政收入型政策的冲击效果为负。据此,主要向政府提出了两方面政策建议,其一是,如果经济处于区制1,则需要采取以减少财政收入的财政政策为主,同时,需要加大财支出的幅度才能够起到应有的效果,当经济处于区制2时,应采取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的财政政策,同时,可以适度加大财政收入来支持财政支出的扩张,经济处于区制3时,应采取以减少财政支出来为经济降温或者以微幅扩大财政支出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策略;其二是政府应进一步创新财政收支方式,以此来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