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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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一定程度加强了对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保障，但在以犯罪控制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国家利益取代了被害人利益，被害人经常被轻视、被遗忘，甚至被排除出局而成为旁观者。而在防止第二次、第三次被害人化问题上，在对被害人的补偿救济上，更是欠缺相关的法律规定和保障措施。回顾前几年有关加大对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探讨，内容大多围绕完善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被害人获得有效赔偿，扩大赔偿范围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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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一定程度加强了对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保障，但在以犯罪控制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国家利益取代了被害人利益，被害人经常被轻视、被遗忘，甚至被排除出局而成为旁观者。而在防止第二次、第三次被害人化问题上，在对被害人的补偿救济上，更是欠缺相关的法律规定和保障措施。回顾前几年有关加大对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探讨，内容大多围绕完善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被害人获得有效赔偿，扩大赔偿范围等方面展开分析与证成，所构建的权利保障体系，在立法与实践层面均未得到回应。鉴于法律传统、地缘关系、法律本土化的异斥反应等多方面原因，以日本法律的相关规定为视角，注重细化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保障措施，从具体措施着眼进行实效分析与构建，将有利于提升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关注，切实保障被害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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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构建和谐社会、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过程中，刑事和解作为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新方式，日益受到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关注。虽然作为一种制度架构，理解和实践这一制度至今还有不少的分歧，但是对于刑事和解的现实意义已经成为共识，探索和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本文以基层司法实践为基础，试对刑事和解的实体制度构建作一探索。
刑事和解制度，是指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犯罪行为发生后，被害人与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国家专门机关决定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即被害人与加害人达成协议和谅解，促使国家机关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从轻处罚的制度。本文作者对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现行司法中的应用和现实适用条件以及体系构建进行了分析。
文章指出中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回避制度作了简略规定，列举了回避主体的范围，但回避主体的设置中存在一些问题。行政诉讼回避主体应该增加法院整体回避、检察人员的回避，同时建议立法取消律师作为回避的主体。
近年来，刑事证据规则的研究已经成为我国法律界普遍关注的话题，也是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确定的改革任务。本文仅就制定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制定刑事证据规则的必要性以及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同时就刑事证据规则应当包括的基本内容进行了阐述。
以美国为参照对象对德国令状制度的特征进行了探讨，并分析总结了德国的令状制度所具有的特征。同时指出法律文化与司法体制背景决定了德、美两国令状制度的分野，这也是德国令状制度特征的主要成因。在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构建令状制度已成为诉讼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分析总结了德国的令状制度对我国令状制度的构建具有的借鉴意义。
我国的律师刑事辩护风险，是指律师从事刑事辩护业务，所可能遇到的因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而被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采取人身强制、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危险。刑事辩护风险问题困扰律我国律师界，其严重程度已经影响到辩护制度的存亡。本文考察与分析法治发达国家关于辩护律师获取证据方式的相关立法规定，并作为对法学界和法律界现有研究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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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研究制定反腐败方面的专门法律，已成为法学研究的紧迫问题。本文指出了要坚持依法反腐败的基本原则，在加快廉政立法或者完善行政监察法的同时，研究制定反腐败特别刑事诉讼法可为国家的一项重要选择。
为了促使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能够在设置程序法律后果方面更进一步，有必要对刑事程序法律后果的相关基本问题继续进行探讨。本文的讨论将围绕设置程序法律后果的原则，内容涉及权利保障、规范职权、完整、充分、适当、协调以及法定与裁量相结合等七个原则，将有助于加深对程序法律后果认识，促进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系统设置程序法律后果。
通过介绍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演变过程，对如何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科学内涵进行了探讨，从执法观念、立法制度以及工作机制等方面概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总结了原因并归纳出了必须要走出的二十个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