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是范仲淹的一篇名记,它不仅是中国旅游文学的典范之作,更因其高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淑世情怀,凝人中国传统文人精神世界和政治文化理念.笔者曾选取自宋至清末十五个较为流行的古文选本,考察《岳阳楼记》的人选情况,发现在其中十个选取范文的选本,都把《岳阳楼记》当作必选之文. 《岳阳楼记》背后的滕子京事件的发生、发展及最终结果，是庆历士风中并不和谐的声音，这个声音似乎也可以成为知秋之一叶，我们可以从中读出美好的文人理想政治是怎样开始自内部产生异化的力量。这样的王变不一定有必然规律，但是在文人官僚政治体制下却总是难免。岳阳楼落成的时候，幕僚们夸赞知州滕子京完成了这件盛事，膝子京没好气地回答:“落甚成，只待凭栏大坳数场!”他的这种反应甚至引起了南宋周辉的轻视:“阂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亦岂至是哉!”据刘永翔先生在《清波杂志校注》里所作的考证，范仲淹为滕子京所作的墓志言其知岳州时“知命乐职”，“则恐为谈墓之辞”。同注中还引用了范公僻《过庭录》，说明《岳阳楼记》中暗含对滕子京劝勉之意。《岳阳楼记》在近千年的正向解读中，已经被塑造成中国传统文人精神中闪光的部分，北宋庆历之际高扬的士人风节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其中的细节进行历史审视，并非对优秀传统的颠覆与质疑，而是更深刻的反思文人政洽的历史。